2019年12月19日
語音學研究70年（一）
第一節(jié) 實驗語音學的創(chuàng)立
一、 興起
中國語音學研究肇始自1919年五四運動前后，但蓬勃興起的勢頭因1937年全面抗日戰(zhàn)爭的爆發(fā)而打斷。
1924年，留學法國的劉復（半農），采用浪紋計等先進設備完成實驗，寫成博士論文《漢語字聲實驗錄》（法文），隨后改寫為《四聲實驗錄》在國內出版，這是中國人寫的第一本實驗語音學論著。1925年秋，劉半農攜儀器設備回國，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建立“語音樂律實驗室”。其后，北京大學由羅常培領導文科研究所與“語音樂律實驗室”，提出用“實驗以補聽官之缺”之主張，致力于推進國語發(fā)音學向現(xiàn)代語音學轉變，發(fā)表了諸如《音標的派別和國標音標的來源》（1937）、《語音學的功用》（1940）、《耶穌會士在音韻上的貢獻》（1930）、《中國音韻學的外來影響》（1934）等系列文章。新中國成立以后，羅常培、王均編著的《普通語音學綱要》（1957），以中國語音事實闡明語音學原理，至今仍是語音學最有價值的讀本之一。
同一時期，1927年，王力也在法國完成了實驗語音學博士論文《博白方音實驗錄》。另外，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南京成立，趙元任任語言組組長，確定以調查漢語方言和建立語音實驗室為工作重點，把語音學的發(fā)展放在了重要地位。1930年，趙元任創(chuàng)制了五度制標調法。1935年，建立語音實驗室，吳宗濟任助理，跟隨趙元任進行語音學研究，后因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而停頓。
二、 草創(chuàng)：20世紀50—60年代
20世紀50年代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語言研究所的成立標志著中國現(xiàn)代語音學研究的創(chuàng)立。發(fā)展歷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50—60年代的草創(chuàng)階段與70—80年代的正式創(chuàng)立。
1950年6月，中國科學院成立后不久，應周恩來總理的要求，由著名語言學家、原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所長羅常培負責組建語言研究所，并主持語言所的工作。根據(jù)有關安排，語言研究所在原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的基礎上，吸收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南京）的部分成員，以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高等院校的相關學者組建而成，隸屬于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當時設立了3個研究組：（一）現(xiàn)代漢語組；（二）少數(shù)民族語言組；（三）中國文字改革研究組。在原北大文科研究所“語音樂律實驗室”基礎上組建的語音實驗小組，屬于第二研究組，丁聲樹任小組的負責人，羅常培原先在北大的秘書兼辦公室主任周殿福參加語音實驗小組的工作。
1956年，吳宗濟奉羅常培所長之邀加入語言研究所，為開展實驗語音學研究奠定了基礎。這時語言所已經搬遷到中關村，即中國科學院院部所在地。語音室建立之初，實驗儀器陳舊，主要包括浪紋計、乙一和乙二聲調推斷尺、音叉、漸變音高管、鋼絲錄音機等，已不能滿足學科發(fā)展的需要。為了解國際上實驗語言學的發(fā)展狀況，1957年，吳宗濟受國家委派前往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進修。到達捷克不久，他就發(fā)現(xiàn)屬于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的捷克斯洛伐克也同樣與西方國家隔絕，而語音學研究必須使用最新的語圖分析、頻譜分析，于是他就給國內寫報告，請求到當時與中國有交往的屬于西方陣營的瑞典、丹麥進修。瑞典皇家工業(yè)學院的語音學研究，尤其是聲學研究媲美美國，征得同意后，他先到瑞典進修了一段時間，后又轉到生理語音學研究更先進的丹麥繼續(xù)進修相關學業(yè)。
1958年，吳宗濟結束進修回國，語言所結構調整，成立了以劉涌泉為組長的第三組，專業(yè)范圍是機器翻譯和語音實驗，語音實驗方面的工作人員還包括周殿福、邢繼祿，以及稍后加入的楊力立。同年，為了加強聲學語音學的研究，在羅常培所長和呂叔湘副所長的要求下，南京大學物理系系主任魏榮爵教授推薦了大學畢業(yè)生林茂燦加入語言所。1959年夏，鮑懷翹結束昌黎方言調查回所后加入語音實驗小組工作。
在國家支持下，中國科學院語言所購買了一批進口語音分析設備。在60年代花費了2萬美元添置了聲學分析儀器，如頻率儀、示波器、語圖儀等；同時，由吳宗濟先生設計制作了腭位照相裝置。聲學與生理設備結合，并通過與醫(yī)院的X光照相合作，著力研究普通話元音和輔音的生理特性和聲學特性，主要研究成果體現(xiàn)在：吳宗濟提出的共振峰簡易計算法，鮑懷翹和吳宗濟錄制的普通話音素X光靜態(tài)發(fā)音資料、普通話發(fā)音腭位圖和舌位圖等。
1964至1965年，部分研究人員赴山東勞動鍛煉，或參加四清運動，或赴江西參加四清運動，其余大部分人員正常工作。五卷本《普通話語音實驗錄》和《普通話發(fā)音圖譜》都是這個時期的重要成果。前者未公開出版，包括第一卷“總論”，第二卷“元音”，第三卷“輔音”，第四卷“聲調”和第五卷“儀器和試驗方法”；后者由周殿福、吳宗濟主編，1963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
這段時期，周殿福進行了藝術發(fā)音的研究，活躍在藝術語言領域，與相聲名家侯寶林、花臉大師郝壽臣等向年輕演員講課；后來與中央音樂學院王湘浩教授、友誼醫(yī)院耳鼻喉科楊和鈞主任、同仁醫(yī)院徐蔭翔院長等一起組成研究小組，研究藝術嗓音的科學發(fā)聲，專門對歌唱演員，戲曲演員、話劇演員講課，糾正發(fā)聲方法，宣傳科學保護嗓子。文藝界許多名人比如王曉棠、李婉芬等都得到周先生的指導。
林茂燦著力于普通話聲調的研究，用自己研制成功的“音高顯示器”（電子畫調器）進行了大量的單音節(jié)和多音節(jié)聲調的聲學實驗，發(fā)表了《音高顯示器與普通話聲調聲學特性》（《聲學學報》第2卷第1期，1965）等重要文章。
北京大學的林燾關注語音與語義、句法之間的密切關系。這個時期撰寫的兩篇文章《現(xiàn)代漢語補語輕音現(xiàn)象反映的語法和語義問題》（1957）和《現(xiàn)代漢語輕音和句法結構的關系》（1962），一經發(fā)表就在語音學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此外，他對北京話的社會變體問題開展研究，發(fā)表了《北京話的連讀音變》（1963），把連讀音變分為不自由的連讀音變和自由的連讀音變兩類。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fā)，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語音實驗及相關研究工作被迫中斷，但人員未散，研究設備和儀器也保存完好。
三、 創(chuàng)立：1970-1980年代
1975年底，語言研究所由原來臨時蜷縮的國家文改會門廳搬到原地質學院主樓辦公。語音實驗室分配在四樓西側，有辦公室、儀器室，以及待建的錄音室、審音室、計算機房。197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原中國科學院語言所三組分為語音研究室和應用語言學研究室，吳宗濟任語音研究室主任。1978年，林燾在北京大學中文系重建語音實驗室，使北京大學中文系成為全國最早培養(yǎng)實驗語音學方向研究生的單位之一。
1978年12月18—2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全會決定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上來。自此以后，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yè)迎來了繁榮發(fā)展的新時期，語音學研究從此開始了新進程。
實驗室設備建設方面，國家經委批準語音研究室于1977年花費8萬美元進口了丹麥B.K儀器公司生產的Warrn 77計算機和實時聲譜分析器（即3348分析器）。以后又得到國家專項經費支持，繼續(xù)進口全數(shù)字化各類語音分析儀如美國KAY公司的7800語圖儀和4800分析儀等，語音學研究工作逐漸走上了數(shù)字化道路。
1979年在丹麥召開了第九屆國際語音科學大會，吳宗濟應會議主席的邀請參加了此次學術盛典，林茂燦同行，中國科學院聲學研究所張家騄一同出席。吳宗濟在會議上報告了他的共振峰簡易計算法（中文論文見《聲學學報》第1卷第1期），并當選為國際語音科學大會常設理事會理事。會后，在兩地大使館的安排下，吳宗濟、林茂燦、張家騄三人在哥本哈根和斯德哥爾摩學習考察，訪問了哥本哈根大學語言學系和B.K儀器公司，以及瑞典皇家理工學院和愛立信公司。其中，在瑞典皇家理工學院訪問期間，跟方特教授領導的“語音傳輸實驗室”舉行多次座談。方特教授非常關心中國語音學研究，多次對語音工作提出具體建議，如方特教授建議在研究聲調曲線的“彎頭段”和“降尾段”時，應該進行感知實驗，后來的不少工作在聲學分析的基礎上，都加上了“聽辨實驗”和“感知實驗”的方法，使研究結論更為可靠。這是中國語音學界第一次“走出去”。
中國語音學事業(yè)的恢復與發(fā)展，從一開始便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不少國外著名學者紛紛前來中國訪問交流。1979年瑞典著名言語工程師兼語音學家方特教授首次來訪，并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語音研究室度過了他60歲生日。1982年，趙元任來訪，并在語言研究所語音實驗室錄制了國際音標（見《音路歷程》光盤，社科文獻出版社）。1983年美國著名語音學家Peter Ladefoged來語音室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訪問研究，對普通話合成技術和語音室的研究工作進行了肯定，并且推薦相關研究成果在國際學術期刊Journal of Phonetics上發(fā)表。1985年，日本著名言語工程學家、東京大學藤崎博也（Hiroya Fujisaki）教授首次來訪，從此與中國的聯(lián)系不斷，幾乎每年來訪，交流切磋一直延續(xù)至其榮休之后。在國外學者頻繁來訪的同時，中國語音學界也通過派出進修人員和參加國際語音學會議，加強與國際學術界的學術交流。
（一）本體研究
1979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從中國科學院獨立，正式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吳宗濟任語言所語音研究室主任，他帶領大家利用語圖儀，對普通話的單音節(jié)和雙音節(jié)展開了大規(guī)模的語音實驗，系統(tǒng)地開展聲韻調的聲學特性分析。代表性著作包括：吳宗濟、曹劍芬的《普通話輔音聲學特征的幾個問題》（1979），吳宗濟與曹劍芬、楊力立合作在《中國語文》上五連載的《實驗語音學知識講話》，吳宗濟主編的《普通話單音節(jié)語圖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此外，曹劍芬的《普通話輕聲音節(jié)特性分析》(《應用聲學》1986年4期)，曹劍芬、楊順安的《普通話二合元音的動態(tài)特性》（《語言研究》1984年1期）和《北京話復合元音的實驗研究》（《中國語文》1984年6期）等一批研究成果，也都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
同一時期，林燾的《探討北京話輕音性質的初步實驗》（1983）是漢語輕音問題研究中的重要的文獻之一。1984年，林燾與王士元合作《聲調感知問題》一文，通過改變雙音節(jié)詞中后字的基頻和時長，考察前字聲調的感知問題。
總之，語音學事業(yè)在這個時期全面恢復，蓬勃發(fā)展，在本體研究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首先，吳宗濟發(fā)現(xiàn)，和其他語言相比，漢語的聲調尤為復雜，值得深究，因此他便開始專攻聲調研究，在聲學實驗的基礎上發(fā)表了一批論著，一方面著重從語言學角度來分析語音，揭示語音——特別是普通話語音的生理、物理特性，另一方面為言語工程提供了必要的數(shù)據(jù)和規(guī)則。在研究中，吳宗濟提出了普通話語音變量的理論和規(guī)則，為探索我國自己的實驗語音學理論做出了重要貢獻。
其次，生理語音研究也全面開展。1978年，鮑懷翹發(fā)表《骨導語言清晰度測量》（《電聲技術》4期）。1982年6月鮑懷翹在上海召開的第三屆全國聲學學會上發(fā)表《元音連續(xù)發(fā)音的X光電影研究——兼論元音分類的標準》，是我國語音學界第一次看到真實的發(fā)音動作，雖然僅僅是幾個元音的連續(xù)舌位變化。1983年，鮑懷翹在301醫(yī)院放射科的支持下，拍攝了普通話發(fā)音器官動態(tài) X 光電影膠片和錄像帶，從此真正實現(xiàn)了普通話的“可見語言”。鮑懷翹首次對語音肌電信號進行分析研究，在1983年藝術嗓音學術會議上，發(fā)表《發(fā)音時咽（喉）內肌肌電(EMG)研究》。鮑懷翹還與北京市朝陽醫(yī)院耳鼻喉科合作，通過聲帶計算機斷層照相（CT），研究真假聲的聲帶厚度和聲室容積大小。1985年出版了《普通話發(fā)音器官動作x光錄像帶》（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這個時期，鮑懷翹還采用聲帶斷層照相來進行不同音高條件下聲帶的厚薄變化和聲帶甲杓肌的肌電實驗研究（見《實驗語音學概要》語音生理基礎章），并撰寫了《聲道截面函數(shù)和元音共振峰計算》《由共振峰預測聲道形狀》等文章。
再次，除了普通話的研究，實驗語音學也涉及漢語方言的研究。從1977年開始，曹劍芬在致力于普通話輔音及復合元音的分析研究之外，同時開展了對吳語濁聲母的實驗研究，并先后在《中國語文》上發(fā)表了《常陰沙話古全濁聲母的發(fā)音特點》（1982年4期）和《論清濁與帶音不帶音的關系》(1987年2期)等重要研究論文。曹劍芬的重要發(fā)現(xiàn)先后在第十一屆國際語音科學大會（蘇聯(lián), 塔林，1987年）和第一屆國際言語處理學術會議（日本, 1990年）上報告。1987—1989年，她在美國進修和訪問期間，又系統(tǒng)地考察了吳語濁聲母的發(fā)聲特性，隨后在國際刊物Journal of Phonetics（Vol. 20, 77-92, 1992）上發(fā)表了‘An exploration of phonation types in Wu dialects of Chinese’（《漢語吳方言的發(fā)聲態(tài)考察》）一文。該文一經刊出，就被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The Structure of Tone, The handbook of Phonetic Sciences 等書收錄，并被時任Journal of Phonetics的主編M. Beckman和她的同事分別吸收進發(fā)聲態(tài)教材和漢語語音教材。此外，在這個時期，曹劍芬還與任宏謨合作，翻譯出版了《言語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一書，在英文圖書資料并不普遍的當年，此書剛一出版就成了國內重要的語音學參考讀物。
復次，80年代初期，林燾帶領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專業(yè)的部分師生，對北京城區(qū)和近郊以及少數(shù)遠郊區(qū)縣的口語進行了系統(tǒng)的文本記錄和錄音。發(fā)表了《北京話兒化韻個人讀音差異問題》（1982）、《北京話去聲連讀變調新探》（1985）、《北京東郊陰陽平調值的轉化》（1991）、《北京話兒化韻的語音分歧》（與沈炯合作，1995）等文章。80年代中后期，由于城市建設的發(fā)展，北京城區(qū)和郊縣的人口發(fā)生了急劇的流動，北京話原來的地區(qū)變體格局被打破，林燾與中文系師生們的這些調查資料在今天已經成為非常珍貴的北京話的歷史材料。北大中文系語音實驗室出版研究論文集《北京語音實驗錄》（林燾、王理嘉，1985），迄今仍然是漢語實驗語音學領域的重要參考文獻。
最后，20世紀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推出了一批重要的著作與教材。吳宗濟、林茂燦主編的《實驗語音學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于1991年獲國家教委直屬出版系統(tǒng)優(yōu)秀成果獎。曹劍芬編寫了《現(xiàn)代語音基礎知識》（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林燾、王理嘉出版了《語音學教程》（北大出版社，1992）。這些都是中文系高年級學生和研究生語音學課程重要的參考教材。
（二）應用研究
語音學的基礎研究從一開始便與應用研究緊密結合在一起。首先，在普通話語音聲學特性研究全面展開的基礎上，基于語音規(guī)則的語音合成研究也開展起來了。在曹劍芬、許毅等參與下，楊順安在計算機上實現(xiàn)了我國第一個基于語音規(guī)則的共振峰語音合成系統(tǒng)（phonetic rule based formant synthesizer）?；谶@個合成系統(tǒng)，許毅實現(xiàn)了漢語普通話全音節(jié)的規(guī)則合成，祖漪清進行了發(fā)音參數(shù)語音合成（articulatory synthesis）的研究?；谡Z音規(guī)則的參數(shù)合成是這一時期的應用研究的典型代表。楊順安的研究成果《普通話音節(jié)合成系統(tǒng)》獲198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優(yōu)秀成果獎，以及國家重大科技成果獎。專家們認為這個系統(tǒng)在提高合成語音的音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合成的普通話語音已接近人的發(fā)音，在國內外處于領先水平。楊順安的《面向聲學語音學的普通話語音合成技術》（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最后在1994年出版。
除了參數(shù)合成之外，語音學研究也一直關注基礎理論研究與社會應用實踐的結合。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剛恢復業(yè)務的1972年，林茂燦和鮑懷翹就被借調到科學院電工所，參與“海洋石油勘探電火花震源”的研制任務。1977年，吳宗濟帶領鮑懷翹和剛剛調入語音室的曹劍芬赴四川彭縣四機部30所，參加語音編碼器的語音診斷工作。鮑懷翹先后負責與有關研究所合作“骨傳導語音研究”“深潛水氦氧語言研究”。這些工作體現(xiàn)了語音研究在通訊工程的重要性，拓寬了語音學事業(yè)的發(fā)展視野。此外，孫國華應邀參加電影《反貪局長》的拍攝（1996年），展現(xiàn)如何使用聲學儀器進行司法聲紋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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