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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其他四種釋義模式，結合訪談中被試的報告內容，為了進一步探明不同釋義模式的區(qū)分度反映的問題，本文以釋義模式是否為對釋、釋義模式是語詞釋義還是句子釋義為標準，將四種釋義模式分別劃為兩類，類別一：是否為對釋（對釋類：對釋加限定、并用他詞釋；非對釋類：他詞釋、微殊釋義）；類別二：是語詞釋義還是句子釋義（語詞釋義類：并用他詞釋、他詞釋；句子釋義類：對釋加限定、微殊釋義）。通過評分均值可知，非對釋類（3.35）區(qū)分度高于對釋類（3.21），而句子釋義類（3.54）區(qū)分度高于語詞釋義類（3.02）。然而，僅從均值無法確定其差異是否處于偶然還是由于類別不同造成的。因此，本文以兩種類別為兩個自變量，因變量為評分分值，對其進行重復測量（Repeated Measures）。結果顯示：對釋類和非對釋類釋義模式區(qū)分度差異邊緣顯著(F(1，30) = 3.82, p = 0.06)；語詞釋義類和句子 釋義類釋義模式差異顯著(F(1，30) = 16.41, p < 0.05)，兩個變量間交互作用顯著(F(1，30) =7.87, p <0.05)。簡單效應檢驗結果顯示，對釋效應受到語詞（或句子）釋義效應的影響，當釋義模式是語詞釋義時，是否對釋的區(qū)分度差異不顯著(F(1，30) = 0.55, p > 0.05)。當釋義模式是句子釋義時，是否對釋的區(qū)分度差異顯著(F(1，30) = 9.71, p <0.05)。

3.2.2 討論

區(qū)分度評分結果顯示對二語者來說不同的釋義模式對單雙音同義動詞的區(qū)分度不同。

3.2.2.1 與語料庫分析結果一致的四種釋義模式

與語料庫分析結果一致，詞語辨析和概念義加附注這兩種釋義模式可在概念義釋義之外用附加信息或設立辨析專欄的方式說明單雙音同義動詞間的語義、音節(jié)搭配、語體差異，二語者能清楚地理解詞語之間的差異。如概念義加附注模式下的釋例“【洗】用水等去掉物體上的臟東西【洗滌】洗（衣物）。多用于書面語”，被試在訪談中報告如下：

⑧我選了5分，因為我覺得它說得很清楚，如果我想寫文章我就用“洗滌”，其他時候我就用“洗”。（被試 2）

又如詞語辨析模式下的釋例“怕”和“害怕”：

⑨我選了4或者5分。這個區(qū)別很清楚，“害怕”有時候不可以用， “怕”是 more common（使用更普遍），我們常?？梢杂谩芭隆?。但是“害怕”不可以，比如它說“害怕”不可以是擔心的意思。（被試 1）

而低區(qū)分度的全同釋義和對釋這兩種模式對于二語者來說區(qū)分度也最低。如使用全同釋 義的“跟：跟隨”，釋義內容都為“緊隨在后面”，無法從中獲知二詞的差別。而使用對釋 模式的釋例，盡管釋義內容不一致，但對于二語者來說，二詞的差異也無法清楚獲知。如釋 例“【得】得到【得到】通過某種方式有了（某個東西）”。例如：

⑩我覺得它們是差不多一樣的意思。因為“得”是“得到”的意思，“得到”是長一點兒的意思， 但是都差不多，沒有什么區(qū)別。（被試 1）

事實上，“以雙釋單、以單釋雙”這種單雙音節(jié)同義詞對釋的方式是沿襲《現(xiàn)漢》的做法。呂叔湘（1958）在《<現(xiàn)代漢語詞典>編寫細則》第88條做出了規(guī)定：“單字的某義與合成詞同義時，詳注放在合成詞下，單字則以合成詞作注”?！冬F(xiàn)漢》編纂歷史較長，其釋義方式經過時間的檢驗和編纂者的反復修訂，已經具備了較強的科學性。但學習詞典性質與《現(xiàn)漢》不同，其釋義方式也不必全盤照搬，而應該根據(jù)學習者需求進行設計。正如上述被試在訪談中所報告的，這種同義對釋的方式難以準確描寫詞義并幫助其理解。

3.2.2.2 語料庫分析未確定區(qū)分度的四種釋義模式

除上述二語者評分與語料庫分析顯示出一致區(qū)分度的四種模式外，并用他詞釋、對釋加限定、他詞釋、微殊釋義四種模式的區(qū)分度僅從語料庫分析無法確定。二語者評分結果顯示， 四種模式區(qū)分度處于中間值，但微殊釋義模式與區(qū)分度高的概念義加附注模式的評分均值實際上相差無幾（3.72 < 3.73），本文將其判定為區(qū)分度較高的釋義模式。對釋加限定、并用 他詞釋、他詞釋區(qū)分度依次遞減。通過訪談中被試的報告，我們發(fā)現(xiàn)除了是否對釋（釋義中是否出現(xiàn)對應的V單或V雙）外，釋義是語詞釋義還是句子釋義也對區(qū)分度評分產生影響。如上所述，本文對這四類模式的評分進行了統(tǒng)計，結果顯示，在這四類釋義模式中，采用句子釋義的釋義模式區(qū)分度顯著高于采用語詞釋義的釋義模式的區(qū)分度，而釋義中是否出現(xiàn)對應的V單或V雙 對釋義模式區(qū)分度沒有顯著影響。下面將結合訪談中被試的報告詳細討論出現(xiàn)這兩個現(xiàn)象的原因。

（1）句子釋義區(qū)分度高于語詞釋義

被試6在訪談中表示，使用句子釋義的釋義模式更能顯示出單雙音同義動詞之間的差異。如使用句子釋義的對釋加限定模式下的釋例“【有】表示某些事物、性質屬于某人某物 【擁有】有（大量的人口、土地、財物）等”。例如：

?我應該選擇了4分，因為我覺得很清楚。比如說跟這個“分：分配”比，這個例子好多了，因為這里你先解釋“有”，然后你解釋“擁有”是有“人、土地”什么的，很清楚。“分：分配”只是 用詞“分配”來解釋詞。（被試6）

被試6認為句子釋義的區(qū)分度高，還把句子釋義的“有：擁有”與語詞釋義的“分：分 配”做了對比，認為前者更清楚。對于語詞釋義的“【分】分發(fā)；分配【分配】按照標準分 錢或分東西”，被試匯報無法從釋義中獲知二詞區(qū)別。例如：

?我選擇2分。因為“分發(fā)”和“分配”都是一種“分”的解釋，所以我覺得有點兒困惑。（被試 4）

關于詞典中同義詞的釋語應該用語詞還是更詳細的句子或定義，學界已有不少討論。符淮青（1996）提出了“擴展性詞語”的概念，并指出詞典中的概念義釋義應該采用較準確的“擴展性詞語”表示，而不是單個同義語言符號表示。而采用兩個及以上同義詞的“并用釋詞”的方式顯示出的詞語間的語義關系更加復雜。張博（2010）分析了《現(xiàn)漢》中并用釋詞與被釋詞之間的語義關系并將其分為三大類七小類，這樣復雜的語義對應關系對于母語者來說理解尚屬困難，二語者更難從中感知同義詞間的差異。這種并用釋詞的語詞釋義方式也是Thienthong（2020）所說的將同義詞“累積處理（treated cumulatively）”，該研究認為這種處理方式仍然是模糊的，缺乏同義詞的區(qū)分信息。因此，學習詞典中語詞釋義的方式會誤導學習者，而體現(xiàn)語詞釋義的并用他詞釋和他詞釋兩種釋義模式區(qū)分度都較低。

（2）釋義中是否出現(xiàn)對應的V單或V雙對釋義模式區(qū)分度無顯著影響

上文提到“以雙釋單、以單釋雙”的對釋方式區(qū)分度低，這是從語料庫分析和區(qū)分度評分均值得出的初步結論。但并用他詞釋和對釋加限定這兩種釋義模式，釋義中也會出現(xiàn)對應的V單或V雙。本文的研究假設是由于釋義中出現(xiàn)V單或V雙，仍然屬于對釋，會誤導學習者認為二詞沒有區(qū)別，但統(tǒng)計結果并未顯示出這兩種模式區(qū)分度顯著低于其他兩種釋義中未出現(xiàn)對應的V單或V雙的模式，如對釋加限定模式區(qū)分度評分反而比不出現(xiàn)V單或V雙的他詞釋模式高。如上例的“分：分配”屬于對釋加限定模式，二語者對其區(qū)分度評分較高，而 “【裝】修飾；打扮；扮演【裝飾】添加一些物品使人或環(huán)境更美觀”屬于他詞釋模式，釋義中未出現(xiàn)V單或V雙，區(qū)分度評分反而更低。例如：

?我選擇了2分，因為“裝”有這么多個意思，“修飾”“打扮”“扮演”，我不知道它和“裝飾”的關系是什么，是完全不一樣的詞的意思吧。（被試 7）

被試7的匯報中顯示了兩個信息：其一，對區(qū)分度而言，除了只用對應的V單或V雙對釋的釋義模式，其他模式中是否出現(xiàn)V單或V雙對區(qū)分度的影響不如是否為語詞釋義的影響大。這一點也能從兩個變量的交互作用中看出。簡單效應檢驗結果顯示：只有當釋義模式為句子釋義時，是否對釋的區(qū)分度差異顯著。本文認為這或許因為語詞釋義效應更大，當一個詞的釋義采用語詞釋義時，被試當即產生困惑，直接判斷其區(qū)分度較低，也就不必到關注釋 義中是否有V單或V雙這一步；其二，除了只用對應的V單或V雙對釋的釋義模式，其他釋義模式中出現(xiàn)V單或V雙或許會對學習者正確理解單雙音同義動詞產生有利影響。根據(jù)張博（2008），這種在釋義中出現(xiàn)對應的同義詞是一種“內隱型照應”方式。這樣一來，如對釋使用得當，可以正確關聯(lián)兩個單雙音同義詞，達到“知此詞而知彼詞”的效果。

綜合語料庫分析和二語者評分，當前學習詞典中單雙音同義動詞釋義模式的區(qū)分度如表5所示：

3.3 當前學習詞典中不同區(qū)分度釋義模式的使用情況 

如上所述，學習詞典中單雙音同義動詞的釋義模式應該具有足夠高的區(qū)分度。因此，在理想的學習詞典中，應優(yōu)先選用詞語辨析和概念義加附注這兩種釋義模式以體現(xiàn)單雙音同義動詞間的差異，這兩種模式也是學習詞典區(qū)別于傳統(tǒng)語文詞典的特點，是“學習性”的體現(xiàn)。但理想和現(xiàn)實存在差距，以詞語辨析為例，該模式需占據(jù)詞典一定篇幅，對每對詞進行辨析勢必影響詞典（特別是紙質詞典）的經濟性原則。且考慮到同義詞間的差異表現(xiàn)不同，有的同義詞差異表現(xiàn)較多，涉及到語義、音節(jié)搭配、語體等多個方面，或是二語者易產生群體性混淆的“易混淆詞”，單獨設欄進行辨析確有必要，而對于差異表現(xiàn)較少，如僅有音節(jié)搭配或語體差異，可選擇概念義加附注模式；如僅有細微的語義差異，則應按需選取其他適宜的概念義釋義模式，如區(qū)分度較高的微殊釋義模式或對釋加限定模式。至于并用他詞釋和他詞釋這兩種語詞釋義的模式，易使二語者產生困惑，無法清晰地區(qū)分同義詞間的差異，選用其進行釋義時應審慎考慮。而對釋和全同釋義這兩種模式，經語料庫和實驗驗證區(qū)分度都最低， 也應考慮是否舍棄。為了更清楚地探究學習詞典對單雙音同義動詞釋義模式的選擇問題，我們按出版時間將 所考察的四部學習詞典分為兩類，一類為 2010 年前出版的三部詞典（《學漢語》《現(xiàn)漢學 習》《教與學》），一類為 2020 年新近出版的《當代學習》，并從歷時的角度探究學習詞 典對不同釋義模式的選擇變化。

由表6可知，十年間學習詞典對單雙音同義動詞的釋義模式選擇一定程度上映證了本文的研究結論，顯示了學習詞典更新過程中對同義詞釋義區(qū)分度的考慮。具體如下：

（1）采用對釋、全同釋義、他詞釋這三種低（或較低）區(qū)分度釋義模式的釋例的比例顯著下降（對釋 20.4%→8.5%；全同釋義 10.4%→8.5%）。

（2）采用微殊釋義這種較高區(qū)分度釋義模式的釋例的比例顯著上升（17.1%→28.8%）。

（3）采用對釋加限定這種中區(qū)分度釋義模式的釋例的比例變化不大（6.2%→5.1%）。

而并用他詞釋這種區(qū)分度低的釋義模式在《當代學習》中仍然占比最大，且相較十年前有上升趨勢（29.9%→35.6%）。編纂者在詞典編纂過程中或因詞典體例、編纂目的等方面考 慮側重選擇這種釋義模式，但參考本文對二語者的調查結果，并用他詞釋仍屬二語者難以理解的語詞釋義，就體現(xiàn)對同義詞的區(qū)分度而言，在詞典修訂過程中或可考慮其取舍問題。概念義加附注、詞語辨析這兩種區(qū)分度高的模式，在兩個時期的釋例比例都較低，但采用詞語辨析的釋例比例有一定上升（4.7%→8.5%）。經考察發(fā)現(xiàn)，在《當代學習》中詞語辨析專欄數(shù)量并不少，但多數(shù)詞語仍為雙音同義詞，這一點也映證了劉叔新（1990）、劉春梅（2006） 所指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