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linglab.cn/news/27872021年06月23日
摘 要：
“經典”認知語言學以理論構建為主，為語言的認知闡釋搭建理論框架，主要回答語義、 語法及語言知識的心理表征等三方面的問題，后“經典”認知語言學主要體現為社會轉向和實證 轉向。社會轉向源自語言的交際本質，要求在搭建語言模型時考慮社會互動因素，體現了認知語 言學在理論構建方面的深化和拓展，并成為一門兼容并包的語言學理論的企圖。實證轉向是認知 語言學在研究方法上的創(chuàng)新，包含語料庫方法、心理實驗方法和腦成像方法三個方面，體現了認知 語言學尋求“匯聚證據”的趨勢。后“經典”認知語言學亦面臨著理論構建時是“重新聚焦”還是 “重新定義”的困境以及實證轉向中“為數據而數據”和對研究者專業(yè)知識要求較高等難題。
關鍵詞：認知承諾；社會轉向；實證轉向；匯聚的證據
學習文獻：束定芳,張立飛.后“經典”認知語言學：社會轉向和實證轉向[J].現代外語,2021(3):42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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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如果把 1975 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舉辦的語言學暑期班看作是認知 語言學誕生的重要標志，認知語言學經歷了 40 多年的發(fā)展，可分為兩個重要階段。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到 21 世紀初，是認知語言學的理論構建階段，主要借鑒內省的研究范式，秉承認知承諾 (cognitive commitment)，創(chuàng)建了較多的理論模型，用以闡釋語言的語義和語法問題，如 Lakoff & Johnson (1980, 1999) 的概念隱 喻理論、Lakoff(1987) 的范疇化理論、Langacker(1987, 1991) 的認知語法、Talmy (2000a, 2000b) 的認知語義學、Fauconnier 和 Turner 的心理空間和概念整合理論 (Fauconnier 1985; Fauconnier & Turner 1996) 以及Goldberg(1995, 2006) 和 Croft (2001) 的構式語法等。這些理論多采用思辨的方法，從語言與人類認知方式之 間關系的角度剖析語言現象，因此也被稱為“經典”認知語言學 (Divjak et al. 2016)。第二階段是進入新世紀以來的近 20 年，是在“經典”認知語言學基礎上的 拓展研究，主要體現為“社會轉向”和“實證轉向”，可稱為后“經典”認知語言學。本文聚焦兩個轉向，在闡釋認知語言學的擴展研究的基礎上，反思認知語言學發(fā)展所面臨的挑戰(zhàn)，展望其發(fā)展前景。
02
“經典”認知語言學
盡管認知語言學的理論和流派眾多，但研究者普遍堅持“認知承諾”， 即“對人類語言現象進行解釋的機制必須契合我們關于心智和大腦的知識，不管 這種知識是源自其他學科還是認知語言學本身”(Lakoff 1990: 40)。針對認知承 諾，出現了三種解讀 (Divjak et al. 2016)。第一種解讀以認知科學的發(fā)現為指引，對內省數據進行細致的分析，即“不使語言學游離于腦研究之外，盡可能從腦研究中獲益”(Lakoff 1990: 46)，達成認知可信性 (cognitive plausibility)。第二種解 讀涉及認知現實性 (cognitive reality)，致力于證實我們籍以描寫和解釋語言處理 及知識的機制在認知層面是真實存在的，或得到表征的。第三種解讀旨在探究語言使用和語言知識表征的神經機制，亦是語言學研究的終極目標之一。認知承諾的第二和第三種解讀分別對應實證轉向的兩個方面，即心理實驗研究和腦成像研究。第一種解讀對應“經典”認知語言學。其背后的邏輯是：認知語言學認為人類 的語言活動同其他認知活動，如注意、記憶、推理等一樣，受人類普遍認知能力的 制約，那么已被證實存在于其他認知活動中的心理構念 (psychological construct) 也理應在語言中有所體現，并可用來解釋語言中的語法和語義現象。為此，“經 典”認知語言學提出了一系列的心理構念，包括意象圖式、認知模型、注意等，它們被廣泛應用于闡釋涉及語義、語法及語言知識的心理表征等方面的語言問題。
2.1 認知語言學的語義觀
該語義觀主要涉及范疇化、多義性、概念識解以及百科知識語義觀。認知語言學對語義問題的關注始于對范疇化現象的探討。經典范疇理論認為，范疇由一系列充分必要條件決定，隸屬于某一范疇的所有成員必須滿足這些條件，且彼此地位平等。Berlin & Kay(1969)、Rosch(1975) 等對顏色詞的研究表明，人類是按照原型來組織范疇的。原型與其他成員共享更多的特征，是范疇的典型和核心成員。認知語義學認為語言單位的多義性主要源自兩類認知操作，即概念隱喻和 概念轉喻。前者以相似性為基礎，涉及從一個概念域 (源域) 到另一個概念域 (目標域) 的映射，使得原本屬于源域的詞語可用來表達屬于目的域的概念；后者 則涉及同一概念域內不同要素之間的映射。概念隱喻和概念轉喻體現了人類的 基本思維方式，即參照那些熟知的、有形的、具體的概念來認識、思維、體驗、對待那些無形的、難以定義的概念。另外，意義即概念化，其核心要義是語言單位的 意義不僅取決于其表述的客觀場景，還取決于說話人對場景的觀察方式，即識解。最后，在認知語言學看來，在語言使用中激活的不僅是與語言表達對應的概念，還包括與此概念處于同一認識框架的一組概念。例如，聽到別人說“婚禮” 這個詞，我們立馬會聯(lián)想到“新郎”、“新郎”、“主持人”、“鮮花”等概念。從這個意義說，語義是百科知識式的。
2.2 認知語言學的語法觀
認知語言學秉承基于使用的語言觀，認為人類的語言知識來自對實際語言 使用的體驗。因此，語法不是人類與生俱來能力的一部分，而是在語言交際過程 中動態(tài)浮現的；它不是一系列固定不變的、用來生成話語的模板，而是根據不同 的交際需求和語言體驗不斷構建的結果；語法的系統(tǒng)性或相對穩(wěn)定性只是不斷重復的語言表達的積淀。在對語言的體驗過程中，人類利用范疇化、抽象化、聯(lián)結等基本能力，把蘊含于不同語言表達之間的共性抽取出來，形成抽象程度、復雜程度以及固化程度不一的形式和意義的匹配，即構式。不同構式之間通過 原型?引申，圖式?實例，以及繼承等關系得以關聯(lián)，因此人類的語言知識就是結 構化的構式清單 (Langacker 2008)。頻率是語言使用的一個重要特征，也是語法構建的一個關鍵要素。語言單位的使用頻率越高，其固化程度也越高，越容易產生形式和語義的變異。類符頻率會影響語法構式的能產性。語法構式的某個位置上能夠出現的詞 語越多，該構式就越不容易與特定的詞匯項目聯(lián)系起來，也就越容易在相應的位置上形成一個意義比較寬泛的范疇 (Bybee & Thompson 1997：354)。而且，范疇涵蓋的詞匯項目越多，其本質特征就越寬泛，也就越容易擴展到新的詞匯項目。因此，語法構式的類符頻率越高，其能產性也越高，適用于更多的語言場景。
2.3 語言知識的范例表征
與 基 于 使 用 的 語 法 觀 相 輔 相 成 的是語法知識的范例表征 (exemplar representation)，后者涉及語言的神經生理學基礎。本質上，范例是一道記憶的痕跡，記錄了某段經歷或情節(jié)，保留著構成這段經歷或情節(jié)的初始特征；每一次有 意識的經歷，不管它與之前的范例有多么相似，都會產生自己的記憶痕跡，即成為 一個新的范例 (Hintzman 1986)。在心智表征中，不同的范例構成認知地圖，其中相似程度高的范例簇擁在一起，形成范例簇 (exemplar cluster)，代表特定的范疇， 同時體現該范疇的內部一致性和差異性；而相似程度低的范例則彼此遠離。在語言使用事件中，使用者所接收或產出的每個語言用例都會被歸類，并被納入一個龐大的范例表征網絡。語言的范疇化是一個基于已有范例的類推過程。
03
后“經典”認知語言學
認知語言學主張基于使用的語言觀，那么語言使用中的社會文化、交際語 境、實際話語等因素應該同認知心理因素一樣，在認知語言學的理論構建和語言 分析中得到重視。然而，認知語言學一些經典著作，如 Lakoff(1987)、Langacker (1987)、Goldberg(1995)、Talmy(2000a, 2000b) 等采取的是一種“唯我論”(solipsism) 研究范式，借助內省法，描述理想化的語言使用者的語言能力 (Divjak et al. 2016:451)。新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該方法的缺陷，并在理論建構和個案 分析中加以修正。近 20 年來，認知語言學研究出現了社會轉向和實證轉向的新 趨勢。前者將社會文化、社會認知以及交際互動因素納入研究視野，后者在分析具體語言現象時尋求多渠道證據的協(xié)同，包語料庫證據、心理實驗證據、神經實 驗證據等。
3.1 社會轉向
進入新世紀，認知語言學研究的社會文化維度受到關注。經過近 20 年的發(fā) 展，認知語言學的社會轉向出現了三種較為清晰的模式：以 Geeraerts 為代表的認 知 社 會 語 言 學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以 Croft 為 代 表 的 社 會 認 知 語 言 學 (soci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和以 Schmid(2015, 2016) 為代表的固化及規(guī)約化模型 (entrenchment? and?conventionalization model)。
第一，認知社會語言學：認知社會語言學屬于變異主義語言學 (variationist linguistics)的范疇 (Geeraerts & Kristiansen 2015; Geeraerts 2016)，主要考察一些認 知語言學概念在不同語言、方言、語域、語體、個人方言等語言變體中的變異或適用情況。Geeraerts & Kristiansen(2015) 認為，探討語言的文化和方語 (lectal) 變異 是認知語言學的重要部分 (方語是一個上位概念，涵蓋由年齡、階層、性別、職業(yè) 等所導致的語言變體)。秉承基于使用的語言觀，認知語言學把在真實交際場景 中使用的語料作為語言分析的首要素材，因此真實語料的功能和語義，以及由語 言、方言、語體、語域和個人方言導致的語言變異成為其研究對象。從這個意義 說，認知語言學代表了語言研究的“再語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 趨勢。認知語 言學語境下的語言變異研究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跨語言、文化變異，另一類是語 言內部及方語變異。
以體驗哲學為哲學基礎使得認知語言學的語義觀不可避免帶有體驗主義的 色彩。語義體驗通常包含心理體驗和文化體驗，即語義的具身性和社會化。然而，體驗主義語義的這兩個方面有時是沖突的：一方面，人類生理構造的相似性使不同語言具有語義的同一性；另一方面，社會文化的不同又造成語義的多樣性。
對語內變異和方語變異，認知社會語言學主要關注認知語言學范式對語言 變異研究有何貢獻。這一問題可從意義變異 (variation of meaning) 和變異意義 (meaning of variation) 兩個角度進行回答。意義變異研究重點考察認知語言學的 一些核心語義概念，如識解方式、原型理論、轉喻、隱喻等在某些社會維度，如方 言、方語、語域、文體等方面的分布。認知語言學視角下的意義變異研究不僅能 夠進行充分的語義描寫，還使語義問題成為社會語言學的一個內在核心訴求。每一種語言手段都有其社會意義，體現階層、年齡、性別、地域、族群、語篇風格或體裁等的差異。
變異意義則涉及語言使用者對語言變異的態(tài)度，包括使用者如何看待方言 之間的差異，利用何種模型對語言多樣性進行范疇化，是否存在語言多樣性的文化模型等。使用者可能會像其他概念范疇一樣，利用原型、隱喻或轉喻等方式對 語言變異進行范疇化?，F有研究主要聚焦于語言變異的原型效應和隱喻概念化。
第二，社會認知語言學：語言是一種認知心理現象，也是人類參與社會互動的重要工具，這意味著要全面理解和描述語言必須綜合考慮認知心理維度 和社會維度。然而，語言的認知研究和社會互動研究長期處于分離狀態(tài)，而 且學界對于認知心理維度的關注要遠多于社會互動維度。所幸的是，人們已認識到該問題，并在研究中納入社會互動因素，如 Croft(2009) 的社會認知語 言學、Sinha(2009) 的后遺傳 (epigenetic) 語言系統(tǒng)、Harder(2010) 的語言社會功能背景，以及 Beckner et al.(2009) 作為復雜適應系統(tǒng)的語言。因篇幅所限，恕不逐一簡介。
第三，固化及規(guī)約化模型：如何將社會要素納入現有的認知語言學語言模 型，特別是要與基于使用的語言觀進行無逢銜接，從而構建一個綜合、全面、系統(tǒng)的語言模型呢?Schmid(2015，2016) 給出的答案是固化及規(guī)約化模型。該模型包 含四大模塊：1)使用模塊，指語言使用及所涉及的復現活動，包括社會活動、認知活動、神經活動和感官活動；2)固化模塊，指在使用者心智中運作的、有限的認知過程，包括聯(lián)結、儀式化以和圖式化；3)規(guī)約化模塊，指在社團中運作的一系列社會語用過程，包括創(chuàng)新、互適、擴散和規(guī)范化；4)外力模塊，包含一系列的社會因素、情感因素、語用因素和社會因素，可影響固化過程和規(guī)約化過程與使用之間的互動方式，進而塑造和改變語言。前三個模塊屬于核心模塊，其中語言使用影 響固化和規(guī)約化，固化和規(guī)約化也影響使用；固化和規(guī)約化通過使用而關聯(lián)，這意味著只有互動性的語言使用才能對個體性的認知系統(tǒng)和集體性的社會系統(tǒng)產 生持續(xù)影響。
從各模塊本身來看，固化及規(guī)約化模型并不新鮮，相關的理論和觀點散見 于基于使用的語言觀、構式語法理論、復雜適應系統(tǒng)、語言的范例表征、語言的神經學基礎以及變異社會語言等認知語言學的分支研究，其主要亮點在于對語 言研究的認知路進、社會語言學路進、語用路進和神經語言學路進做了高度整 合，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連貫的有關語言結構生成與變化的模型。更為重要的是，它克服了原有模型重視語言系統(tǒng)性研究，輕語言變異、互動研究的弊端，充分闡釋了社會因素和語用因素在把語言使用轉化為共享語言知識中所起的作用。
3.2 實證轉向
社會轉向體現了認知語言學在理論構建方面的深化和拓展，并力圖成為一 門兼容并包的語言學理論的趨勢。在研究方法上，認知語言學亦不再單純依賴 “坐椅式”的內省法，而是更加重視利用真實的語言數據，出現了“實證轉向”。由于實證數據通常涉及數據的計算和量化，因而 Langacker(2016) 稱之為“量化轉 向”(quantitative turn)。按數據來源和性質的不同，研究方法的實證轉向涉及為語 料庫方法、心理實驗方法和腦成像方法。
第一，語料庫方法：認知語言學奉行基于使用的語言觀，倡導在對真實語言 用例的觀察中歸納語言使用的規(guī)律和制約機制，這與語料庫方法“自下而上”的研究思路不謀而合。因此，利用語料庫方法成為了認知語言學研究的一個上佳選擇，并形成了較為重要的研究領域，包括隱喻與轉喻研究、Geeraerts 所主導的語言社會變異研究、Stefanowitsch & Gries(2003) 所主導的詞匯?構式互動研究。其中，隱喻/轉喻理論及以其為基礎的語義原型，如擴展理論等，理論體系較為完 善，較早引入了語料庫方法。Sinclair(1991) 利用語料庫方法考察了動詞 build 不 同用法的特征，及其隱喻和非隱喻用法；束定芳 (2013: 68) 也探究了語料庫分析 對隱喻研究的重要作用。
有關詞匯和語法結構的關系，認知語言學的一個重要觀點是它們之間是互 相制約的，即某詞匯只能出現在特定的語法構式中，某特定的語法構式也只能吸 納特定的詞匯進入其中，這與弗斯語料庫語言學所提出的詞匯和語法的共選理論 (Sinclair 1991, 2004) 是相通的。
第二，心理實驗方法：認知語言學引入實驗方法，主要是為了驗證認知承諾 中的認知現實性，聚焦的領域包括母語與二語習得、語言與思維的關系、意義的 理解與提取、語言與時空的關系、語言相對論、認知語用學、隱喻等(束定芳 2013)，其中涉及最多的是隱喻研究。
Steen(2007) 指出，盡管內省法和觀察法對現代隱喻理論的構建及隱喻本質 的發(fā)掘有重要意義，但不能回答認知與隱喻習得、儲存和保持等問題，且得出的結論充其量只是一種假設，還需要借助心理實驗進行驗證。例如，Casasanto & Boroditsky (2008) 通過實驗發(fā)現，時間的延續(xù)與空間的移位呈現出非對稱性的依 賴關系，即時間延續(xù)依賴于空間移位信息，但反過來并非如此。這一發(fā)現表明，語言中所觀察到的時空隱喻關系同樣存在于人類基本的空間距離與時間延續(xù)表征中，也即，看不見、摸不著的事物的心理表征可以部分地建立在看得見、摸得著 的實體表征之上。
第三，腦成像方法：腦成像方法的目的在于對語言的神經機制進行考察，即驗證語言的生物或神經現實性，是履行認知承諾的一項重要內容 (Divjak et al. 2016)?，F代神經語言學研究借鑒了腦科學中常用的生物電和腦成像技術，包括ERP、fMRI、PET、MEG 等，其中應用最為普遍的是 ERP 和 fMRI。各類 ERP 成分的發(fā)現不僅為認知語言學家從神經層面驗證認知語言學的各種理論和概念提供 了強大的工具，還為深入理解語言處理過程中的大腦運作機制提供了重要途徑。fMRI 的原理是大腦活動區(qū)域的局部血流量增加，已成為了認知語言學的一 個重要研究方法。
當前認知語言學方法論的一個熱門話題就是證據的匯聚，即來自不同渠道 或方法的證據互為印證，共同對某假設進行驗證。語言是一種極其復雜的現象，涉及認知心理、神經生理、社會語用等要素，因此專注于某類證據或使某類證據凌駕于其他證據之上，都無法對語言現象做出科學、全面的闡釋。要實現對語言 的全面理解，必須綜合考察來自各種渠道的證據，不同證據分別負責語言的不同方面，且彼此之間需相互印證、互為支撐。Langacker(1999: 26) 曾指出，有關認知語言方法論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尋求來自不同渠道的證據的匯聚”。近年來，“匯聚證據”理念影響下的研究出現了一種較為清晰的范式：針對特定的語言現 象，研究者依賴自己的語感 (即內省證據) 提出觀點，并形成假設，參照源自語料 庫的觀察數據對該假設進行驗證并形成新的假設，然后設計相應的心理實驗，利用誘導性數據對新的假設進行檢驗 (Sch?nefeld 2011)。
04
問題與挑戰(zhàn)
社會轉向和實證轉向代表認知語言學的兩個發(fā)展方向。社會轉向要求認知語言學在其理論模型內納入社會文化要素，使其進一步向縱深拓展。實證轉向 則要求認知語言學尋求與其他學科，如語料庫語言學、神經語言學以及心理語言學的協(xié)同和交叉，是一種橫向擴展。同時，圍繞認知語言學的未來發(fā)展，亦存在不少問題和挑戰(zhàn)。
首要問題來自理論構建。認知語言學發(fā)展到今天，撇開其在教學、翻譯、文學、人工智能等領域的應用，已涵蓋了傳統(tǒng)的語音、語義、語法以及語用等模塊，而且在各模塊內部，亦存在不同的流派和分支，如語義模塊的分支理論就有隱喻、轉喻、識解、概念合成、框架、理想化認知模型、意象圖式、原型等，語法模塊的派別有認知語法、認知構式語法、激進構式語法等，給人以“山頭林立”之感。另外，隨著社會轉向和實證轉向的繼續(xù)深入，社會文化、認知心理、類型學、歷時維度以及神經科學等也成為認知語言學的關鍵詞。多視角、多維度的研究在賦予認知語言學強大解釋力和生命力的同時也造成了一定的困擾：什么才是真正的認知語言學? 它是否應該有自己的邊界? 要走出這一困境，有兩種策略可以選擇，一種是“重新聚焦”，使認知語言學像 Croft(2016) 建議的那樣專注于語言認知。另一種 則是“重新定義”，構建一個理論模型，囊括神經、認知、功能、社會、使用、語法、 語義等與語言相關的要素，并使之成為一個連貫的整體。目前來看，第二條道路更為適宜。語言本身就是一種復雜的社會活動，受社會、認知、心理、神經等要素 的制約和影響。因此，認知語言學的語言模型，必須涵蓋盡可能多的要素。
另外兩個問題則與實證轉向有關。首先，實證研究涉及具體的統(tǒng)計數據，看上去要比純粹的理論探討和思辨更為客觀、科學，但研究者容易過度依賴實證 數據，容易導致“為了數據而數據”(Langakcer 2016: 7)。語料庫數據從本質上看 是一種語言產出的結果，其過程涉及許多其他因素，因此源自語料庫的使用數據 充其量只能看作是特定認知機制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兩者不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例如，Gries et al.(2005) 利用搭配構式分析法，考察構式和詞項的相 互吸引，其背后的理念就是：要使一個詞項具備較高的搭配強度，那么它在相應構式中出現的頻率應高于隨機預測的頻率。然而，正如 Bybee (2010: 97?98) 所言，“詞項在語料庫中的出現從來都不是隨機的，每一個詞項都是使用者在特定語境下為達到特定的目的而做出的選擇?！彼裕M行認知語言學分析時，對于數 據的使用要適度和謹慎，在基于統(tǒng)計數據得出結論之前應充分知曉統(tǒng)計手段的 認知理據及其可能的心理現實性。
其次，實證轉向所涉及的三種方法，即語料庫方法、心理實驗方法及腦成像 方法，都要求我們提高專業(yè)技術知識，否則研究中容易出現各種問題，比如難以設計合理的實驗和選擇合適的統(tǒng)計手段進行假設檢驗，不能嚴格遵守假設檢驗的一般過程，對于從實證研究中得到的各類數據以及各類算法背后的邏輯缺乏充分理解，無法對所得數據進行合理闡釋。解決這一問題需要語言學、心理學、認知科學以及神經和腦科學等領域研究者之間的通力協(xié)作。
05
結語
40 多年來，認知語言學以“意義中心論”、“ 認知承諾”以及“基于使用的模 型”為基石，構建了相關的理論模式。近 20 年來，認知語言學研究以社會轉向和實證轉向為契機，理論構建和方法論方面都得到了發(fā)展。同時，更多的認知語言學研究融合了心理學、神經科學、語言習得以及言語障礙的要素，體現出了跨學 科屬性。除了內省法外，認知語言學也采用語料庫方法、實證方法等多樣化的方 法，且研究變得更加電子化 (D?browska 2016: 489)，并日益關注影響語言信息處理與提取的社會維度。隨著科技手段的不斷發(fā)展與更新，以及正在興起的人工 智能，未來的認知語言學將出現怎樣的新變化，是值得期待的前沿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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